周小尔
★开端
星期天早上七点，贺婶走出中华北路综合市场，在五星桥站坐上39路公交车，往罗家镇的南边去了。车厢里空空荡荡，她捡了第一排的座位，把窗户推开一条缝。这位公交公司的退休职工，一边和司机聊天，一边吃着韭菜盒子。她下车后继续向前行了几里，绕过局连村的界碑和村口门户紧闭的小卖部，淌过小溪，迈过最后一条田埂，来到了赤龙岗脚下。
若不是这厚实的铁锈色黏土层，赤龙岗充其量只能算个突兀而丑陋的山坡。在罗家镇语焉不详但自命不凡的历史里，它无辜受累一直充当妖魔的化身。据史书说，世上本无妖魔，有的只是花草虫鱼。这条滩涂之中的水蛇，受了日月精华，经过八百年修行，竟然变化成硕大无朋的妖怪。所到之处，木石横飞，恶浪滔天。所幸杨戬巡游至此，舞起三尖两刃刀，将蛇妖斩于马下，蛇身鲜血淋漓，化为血色的山岗。有位乡绅感念杨二郎的恩德，在半山腰捐了一座二郎庙。
贺婶喘了口气，把手提包挎在了肩膀上，迈出稳健的步伐，开始攀登这座妖孽的遗体。清冽的空气中漂浮着阳光的分子，层层打在她身上，等到细密的汗珠弄得她浑身发痒时，罗家镇已经在脚下展开了四肢。
像任何一个庸常的城市一样，罗家镇的后代还没来得及拍一张照片留念，便急不可耐地毁掉了他们祖先世代耕作的土地，推倒了残存的青石牌坊，在最显赫的道路上抹上柏油，竖起标志：中华路。从山上俯瞰，你可以看到这根骄傲的叶脉，和穿城而过的白浪河相遇又分道扬镳，画出不大不小一个十字，留下了一座五星桥。桥南是中华南路，汽车站和火车站在此盘踞多年，像两块久治不愈的癞疮疤。百货公司一楼出租给几家服装专卖店，气氛剑拔弩张，它们不仅比赛买衣服，还比赛谁家的音乐响，有年夏天，全镇的人都学会了一首叫《盛夏的果实》的歌。过了河就是中华北路，和综合市场比起来，文化宫和邮局门可罗雀。与电报大楼（现在改名叫做电信大楼）遥遥相望的，是14层高的电力大厦，这座庞然大物周身披挂着铝合金窗户，像浑身缀满勋章的元首，自鸣得意地接受低矮砖房的敬礼。
每次经过电力大厦的时候，贺婶都会眯起眼睛朝上望去，在心里感叹它的伟岸。她不明白为什么没人愿意留在这里，镇上的青年像犯了癔症一样只顾着去省城，还要坐火车上北京。她想如果自己年轻时能在这里上班有多神气，门口有穿制服的站岗，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街上的人眨着眼睛，却像照镜子一样，只看到自己。
当然这不是罗家镇人第一次集体癔症，许多年前的某一天，他们纷纷举起锤头铲子，洪水一样涌上赤龙岗，涌进二郎庙，转眼就把山门砸了个稀烂。冲进青烟缭绕的大殿时，手执利刃、白面三目的杨二郎让人们止住了脚步。他们忧心忡忡地想起祖先的警告，如果毁了庙宇，镇在此地的蛇妖就会复活，罗家镇恐怕在劫难逃。僵持了许久，一个戴像章的年轻人大喊了一声，打倒封建迷信，飞起一脚将坛上的香炉踹翻在地。人们像得到了更大的神灵的召唤，一拥而上，把二郎劈成了粉末。末了，人们悻悻地摸摸自己，身上什么都不少，以此证明了祖先的愚昧，欢喜地回家去了。
如今，曾经香火不断的二郎庙只剩下一面残破的山墙，仿佛牙床上苟活的牙齿，立在杂草之中。只有贺婶，在外国人煮好咖啡，准备开着车子举家去教堂礼拜的时候，独自登上赤龙岗，对着残垣断壁，为尚在沉睡的罗家镇烧一炷香。
这个善良的人一遍遍地爬这座山，因为她说在二郎庙被毁的那天，她听到了山底传来的一声叹息。关于这声叹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为她作证，但贺婶惶恐的表情确立了无法辩驳的权威。她像先知一样宣告了未来，而罗家镇的人们终于在那一年的腊月二十六等到了这个时刻。
★罗志成
罗志成在沙发上一觉醒来，发现天色昏沉，墙上的挂钟发出微弱的滴答声，像是从遥远的山涧里传来。他打着哈欠把眼屎扣掉，花了很长时间才想起身在何处。他走到窗口，把一只眼睛放在百叶窗的缝隙里，谨慎地向外望去。院子里没有人，值班室也空着，灰铁栏杆的大门外是中华北路上稀松平常的车流。他又折回房门，递过一只耳朵，贴在木头上，楼梯间听不到任何可疑的响动。
热水器上的按钮啪地一声跳了起来，他想起刘贵民出门的时候指着桌子上的茶缸说，渴了自己泡。他像狗一样凑上去闻了闻，刘贵民笑了笑说，碧螺春，昨天没收的。现在，他给茶缸接满水，盖上盖儿，又从桌上的一包“白沙”里抽出一根点着，安稳地把身子挪进了沙发里。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罗志成抽了三根烟，看完了一份报纸。他从那里惊喜地得到了中央首长们的行踪：有的在外国访问，有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有的在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还有人去和小学生打乒乓球。他还把报纸翻过来读了几则国际新闻，在得知两个美国大兵在阿富汗被路边炸弹送上西天之后，他如释重负地嘟囔了一句：活该。
然后他端起茶缸，呷了一口热茶。茶叶放多了，浓郁的苦涩刮掉了肠胃里最后一丝油水，饥饿接踵而至。罗志成开始盼望他的老同学刘贵民快点回来，这样他在表上签好字，就能够一起去吃一碗兰州拉面。
做爆米花的流浪人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帕斯卡的法国人，他们只是机械地把大米（或者苞谷粒）扔进炭黑的滚筒，当压力表上的数字指示一切妥当时，他们就放一声炮，看着爆米花像水一样流出来。同样，罗志成也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签字。他只知道，隔三岔五，刘贵民就会来到五星桥，笑眯眯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志成，饿了吧？走，吃饭去。然后掏出手机对那边说，来吧。过不了多久，司机孙二强会开着白色的夏利将他们接走，在外面兜一圈。他们去过水泥厂仓库，农药公司的家属区，还有一次开到了河边的芦苇荡。刘贵民举着相机对他说，你扯一把草来，然后在他弯腰的时候，按下快门。
刘贵民就是罗家镇的帕斯卡，他像掌握着气压的原理一样掌握着罗志成的未来。
只有罗志成对此浑然不知，此刻的他，坐在中华北路派出所的办公室里，被巨大的饥饿吞噬了。他咽了口吐沫，忿忿地想，刘贵民一定是跟领导吃香喝辣去了，真不够朋友，何况还是他有求于我。罗志成这才意识到自己始终没注意过要他签字的纸上究竟写着什么，表格里爬满了歪歪斜斜的钢笔字。每次他都恨不得随便画一笔好赶快去吃饭，刘贵民这时会眉头一皱，说志成啊，这可不是小事，每一页都要认真签。
唯独这一次，饥饿感败下阵来，他把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戳，打开灯，抖擞好奇心，拉开了刘贵民的抽屉。在几份漫不经心的红头文件下面，他发现了几盒“玉溪”、一台相机、三个手机和不计其数的笔，心底油然升起了一种对公家人的羡慕。他又站起来，把空荡荡的书架翻了个遍，仍然一无所获。兴奋慢慢变成了焦虑，他隐隐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刘贵民来找他永远只有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背后似乎藏着某种诡谲。他总是叼着香烟，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冷不丁递上纸和笔，又心不在焉地把它们收进公文包。
他看一眼窗外，远处的电力大厦沐浴在傍晚黯淡的光芒里，他仿佛看到罗家镇千万个家庭在这样的色泽中打开电视，铺上桌布，端出碗盘。他在这让人沮丧的猜测中耗尽了耐心，他决定给刘贵民留一个字条表达自己的愤慨。在翻开一册画满横线的本子时，他看到了“讯问笔录”几个大字。
他想，谜底终于揭开了。
他断定，刘贵民这个狗东西肯定在实施一个宏大的计划。因为它的宏大，他必须做得小心谨慎，滴水不漏，因为任何的轻举妄动，都会使它功亏一篑。他每次都假意请客吃饭，其实是设计诬陷他，给他吃鸿门宴。这一次是在工厂盗窃，下一回就可能是在家属区行骗，那些相机和手机，铁定是为他备好的赃物。想到这里，罗志成脊背冒出了冷汗。那芦苇荡那次呢？没准是个人命关天的官司。
他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刘贵民现在还处在积累素材的阶段，等到出手的时候，罪过就大到要掉脑袋，那就是天王老子也没救了。
现在一切都合情合理了，还要什么证据，全镇人都心知肚明。刘贵民虽然嘴上不提，心里还是认定是我害死了她。当时他就去揭发我，说我有犯罪动机。幸亏派出所所长已经还给我清白，还说按这个道理，你也有动机。
不过，他为这一天忍了十年。考上警校又分配回镇上，熬到老所长退休才动手，也算是条汉子。可惜再阴险的张都监，也敌不过勇猛的武二郎，他绝没有料到这点小聪明已经露出了马脚，现在轮到我上场了。
当罗志成想到自己和武松一样命悬一线，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开始在屋里踱起了步子。他很快否定了立刻报案的可行性，虽然能打刘贵民个措手不及，但他担心派出所的人都已经被收买了，不然为什么孙二强每次都听话地火速赶来。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神鬼不知地逃出去，藏几个月，避过风头再去法院告他，不怕告不倒。在罗家镇不行，就去省里，去北京。
就在他打定主意的时候，院子里传来刹车的声音，他把百叶窗稍稍按下一片，发现夏利刚刚熄了车灯。罗志成的腿一下就软了，他似乎看到刘贵民朝孙二强使了个眼色，然后大踏步地冲进楼里。计划败露了，现在留下是死路一条，跑或许还能活命。他拧开门把手的时候手心不住地冒汗，费了很大劲才迈出一步。这时，他看到了走廊斜对面漆黑的女厕所。
不知什么人把刚用过的拖把倒挂在厕所门后，罗志成大气不敢出，只好听凭水滴均匀地落在肩膀上。他听到脚步声从大厅迫近，每一步都像有千钧重，踩进他的心窝里。幸而脚步在刘贵民敞开的办公室前停顿了片刻，又原路返回了。
他觉得自己像是站到了时间的尽头，整个派出所都像死一般沉寂的之后，才甩了甩湿透的衣袖，从厕所窗户爬了出去。他借着夜色顺利摸到大门，门卫在值班室看电视，他沉着地弯下腰轻轻迈过门槛，无声地离开了。
罗志成手握自由，并没有立刻开始亡命天涯。他沿着中华北路漫无目的地行走，当他路过文化宫网吧时，他想起这里最初的身份，他挤破头买来两张《泰坦尼克号》，偷偷塞给她，而她鄙夷地摇了摇头。后来这里变成了歌舞厅，他故技重施，她依然鄙夷地摇了摇头。后来歌舞厅倒闭，有人在此开了家鱼头火锅店，氤氲的蒸汽和划拳的嘈杂在高耸的穹顶挥之不去。他对她说，我请你吃饭吧。没等她开口，她身边的女同学就噗嗤笑了出来，说算了吧，也不看看你自己。再后来，等到网吧开张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一具不知所终的尸体。
那天傍晚，天空一层一层堆叠着乌云，暴雨并没有让惊慌的人们等待太久。同学们听到晚自习取消后作鸟兽散，罗志成蹲在学校外的小巷里远远窥视校门，确定她独自一人回家，才如痴如醉地跟了上去。路过文化宫时，她没有和往常一样向右转，而是笔直地朝五星桥走去。路上漆黑一片，只有偶尔闪过的车灯在罗志成的视网膜上留下一轮丰满的轮廓。在这样的暴雨中，任何打伞的行为都有点螳臂当车的滑稽。她的裙子在雨水的冲刷下开始失去厚度，上衣渐渐变得透明，透出小麦般的肤色。她就像一株等待收割的麦穗。
他想，这并不是个非同寻常的夜晚，她清楚地知道他在远远尾随，这也和任何一次的拒绝如出一辙。只不过在最终的打击来临之前，她需要一段高雅的展示，以显示她的高高在上。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转过身来，冷峻地打量他一番，缓缓吐出几个字，你烦不烦。如果他仍然嬉皮笑脸地跟着，她或许会威胁叫人打他一顿。
然而此时罗志成的身体是一部蒸汽机。涌动的燥热像野马一样夺路狂奔，推着他越靠越近。在这条入夜后荒芜的街上，几个回合的扭打和后面的事情会像肮脏的雨水，在天亮之前钻进泥土，神不知鬼不觉。他带着这样的豪迈加快了步伐。
当他走过五星桥第一个桥栏时，她忽然停住，抛来一个问题，罗志成，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么？罗志成愣了几秒钟，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是如何才能不激怒对方。她凄惶地一笑，说，去，给我买瓶可口可乐，我在下面等你。她指了指桥下的芦苇荡。罗志成立刻像一只训练有素的警犬跑开了，未几又折回来，低着头说，我没钱。她在书包里翻了翻，塞给他一张钞票。罗志成借着路灯看到一颗红色的头，说太大了，小卖部找不开。她笑了一声，不容置疑把他推开，说去吧，要冰的。
当罗志成漆黑的身影最终踏遍河岸蚯蚓般的小路时，他发现了沙土上孤零零的书包。他惶恐地打开来，里面整齐地码着英语书和习题集。他往前探去，一步就跨进了水里，温顺的白浪河此时已经变成一只大鸟，展开了它无边的羽翼。罗志成感到什么东西在内心深处轰然碎裂了，他想大声呼喊，咽喉却被死死扼住。他只能颓然地坐下，看着冰凉的河水如何爬上他的双脚和裤腿，最后轻松地卷走了她的书包。
现在，这个胳膊滴着脏水的人，穿过了中华北路，穿过了时间的河流，跟随着神的旨意，又一次来到他心中的迦南地。他站在五星桥的桥头，重新审视她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
★戢波
这天下午，当戢波靠在邮局营业厅门边新贴的春联上捏气泡膜时，他再次感到了作为异乡人的寂寞。
在来到罗家镇的六个月里，他无法自拔地迷上了气泡在手中柔软破裂的感觉。站在大厅里的捆扎机后无所事事的时候，夜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或者坐在拉面馆里抽饭后烟的时候，他仿佛一位运筹帷幄的船长，在起伏的塑料表面摸索着这些饱满的颗粒，听着它们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穿过他的心，留下空洞的回响。
阳光在街上惨淡地漂浮了几个小时，就被坚硬的云层挡在了身后。天气预报今晚可能会下雪，也可能不下，但罗家镇的人们搞不懂降水概率，整个早上，邮局里往来的人都在热切地期待这位几年才来一次的稀客。戢波在心里百般嘲笑，如果他告诉这些乡下人去年冬天省城还动用飞机搞人工降雪，他们多半会嗤笑一声，回应道，大城市的了不起啊。
他听得出这句透着酸劲的话背后的潜台词：再了不起，你不还是得在这捆包裹。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逼迫他放下城里人的优越。戢波觉得自己其实没什么优越感，如果他都可以对那个整天念叨要去割双眼皮，动辄坐在邮政储蓄柜台里拿手机当音响的女同事安之若素，整个罗家镇不过是集合了无数个她的故事会罢了。比如提着一捆葱在班尼路里讨价还价的大妈，比如把半个身子悬在车外穿街走巷的中巴车售票员。
很快，他已经无法在这片气泡膜上找到任何鼓胀的地方了，他懒洋洋地踱回去，在堆着杂物的角落又扯出一块。邮局里的人无所事事，但谁也没有抬一下眼看他。这个时候，戢波想起他父亲扬起的手和脸上火辣辣的疼。这样间歇性的暴怒总是以一种不相称的斯文告终。他的父亲将头扭向一边，轻声地说道，玩物丧志。之后，他会走进阳台，走进茂密的花草之中，放佛用尽平生的力气叹一口气。
他想，如果当年他的舅舅，那个停薪留职下海吃螃蟹的工程师，选择买一套书或一件衣服，而不是小霸王游戏机做新年礼物的话，生活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它像潘多拉的盒子，第一次让他体会到欲罢不能。如果当年他的妈妈，没有因为鼠目寸光而拒绝让他去北京，生活也许又是另一番景象。他把手指压在气泡上，看着突出的部分像肿瘤一样越涨越大，然后啪地一声，瘪了。
在他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有工作组进驻学校。这一行人如此神秘，以至于许多年过去，每当人们试图解释这件事，还会自然地指一指天，说是上面派来的。
工作组像旋风般在一天之内席卷了所有班级，他们鱼贯进入每个教室，打开公文包，在每个人手心放下一个纸团。校长把一个被称为李教授的戴眼镜的人请上讲台，他像检阅士兵一样将目光扫过他们的脸。戢波从这个人标准的普通话里第一次听说了“人体科学”这个词。
简单地说，就是特异功能。他记得他扶了扶眼镜。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最近群众们反应了大量人体科学的事例，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我们经过调研发现确有其事。有的人可以只凭眼睛折弯一个勺子。他举起一根粉笔，啪地掰断。就像这样，他说。还有人用可以气功随心所欲移动它。他蹑手蹑脚地将半截粉笔塞进上衣口袋，假装自己的手并不存在。
这个人像学校门口画糖画的人一样轻松调动着他们的神经，当他说到苏联和美国的科学家已经相继开展研究时，校长的神情和他们一起凝重下来；当他说到特异功能会像原子弹一样被我们的科学家制造出来，他们又一同鼓起了掌。最后，李教授双手向下压了压，开始了循循善诱的指挥。戢波和他的同学们闭上眼睛，调整呼吸，把纸团紧紧压在手掌之间，脑子里不断浮现开门的场景。他们相信，只要多开几次，手心的眼睛也会睁开，读出纸上的一个汉字，因为这是科学。
他只是没有料到科学可以如此旷日持久，当他可以熟练地控制心中的那扇门时，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两难的境地。他知道第三只眼随时都会睁开，揭开这沉重的谜底，那样工作组就会带他去北京接受训练。到北京意味着去长城，从此也可以像班主任史老师，名正言顺地穿一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短袖。然而他必须去撒尿了，现在无论是左腿压右腿，还是右腿压左腿，都无法阻止这场溃败的到来。更糟的是，每当那扇门被打开，后面都是厕所。
最终他带着功亏一篑的悲壮站了起来，把纸团扔在将桌上，指了指操场说，厕所。出于科学家的谨慎，李教授扭头向校长求证。校长防备不及，胡乱答道，所，是所字。然后，戢波看到李教授眼镜后面的皱纹开始像波浪一样此起彼伏，他听到了啧啧惊叹，他感到被人抱了起来，抛到了空中。他的胯一松，尿了。
工作组立刻又像一阵旋风刮到了他家，迎接他们的是戢波惊恐的母亲。她一把将他扯进来，锁上了防盗门。校长试图用教授刚才的演讲好言相劝，但她用近乎哀号的表白让人明白，他是自己唯一的孩子，谁也休想带走他。李教授从包里拿出印着红字的文件，说这位女同志，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政府很支持，你也应该支持，为国家做贡献。她这才意识到这些人没有权利将她儿子抢走，迅即无情地关上了门。教授揩着额头上的汗，悻悻地说，谁家不是独生子女，你终究会后悔的。
在戢波的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前，它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他们家的禁忌。这位母亲像一颗准时的卫星，宁肯在他身边疲惫地打转，也不愿偏离这天经地义的轨道。
然而街坊们并不同意。虽然戢波去不了北京，可毕竟是个神童。是的，人们从这一天开始自觉与他划清了界限。他们开始热衷于从他身上寻找有异常人的地方，因为对于一个能手心识字的人来说，他们会背唐诗和九九乘法表的孩子们实在是过于普通了。他们会毅然停止宗教仪式般规律的饭后闲谈，和蔼地朝戢波招手，递给他汽水和纸团，伸长了脖子期待某种规律的展现。
戢波装模作样地闭一会眼睛，然后把空瓶子扔下，一脸遗憾地说，我妈不让。人群中爆发出失望的叹息，继而又有人用更高的价码撺掇他，并且保证严守秘密。这时他的母亲就会从阳台上伸出脑袋喊道：你给我滚回来，再不回来让你爸揍死你。
尽管人们期待的一幕从未出现，他们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们甚至在不久之后发现，特异功能并不是这个毛孩子的专利，他们呼朋唤友地来到公园，或者任何一块空地上，虔诚地沐浴在气功的芳泽之中。戢波，和大多数命运多舛的神童一样，最终重新成为了世界的一员。
仅仅是想起这件事，便让戢波口干舌燥，他摸摸兜里的零钱，在隔壁超市买了瓶冰红茶。立刻，他又像想起什么似的，将它换成了无糖的。在他的父亲留下的屈指可数的遗产中，糖尿病仿佛一颗张扬的定时炸弹，时刻露出吊诡的笑容。
他流落到罗家镇中华北路邮局，则是遗产中的另外一项。去年夏天，当他的父亲，这位勤恳的邮电局工会主席，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党组书记一行人恰好浩浩荡荡地走进了病房。他像找到仙丹妙药一样抓住了书记的手，以一个从未麻烦过组织的党员的身份，提出了头一个也是最后的要求。一个邮电学院的专科生顶班进入邮局系统，算不上非分之想，而对于书记来说，这场原本为了升官而积累资本的微服私访，突然令人措手不及地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指标。不过官场老手及时掩盖了心中的不快，握着他的手，爽快地答应道，老戢，放心吧，组织会安排的。
所谓人走茶凉，比一场秋雨来得更快。指派他下基层锻炼的通知到来的时候，他平静地打开电脑，找到地图上由几个像素拼出的罗家镇。倒是他的母亲，一边叠衣服，一边悲戚地念叨起他被称为神童的短暂时光，最后啜泣着说，多聪明的孩子，耽误了。
密实的浓云花去整整一个下午，终于占领了广阔的天空，这个夜晚降临得格外早。罗家镇第一高楼已经沉浸到黑暗之中，只剩霓虹灯勾勒的“电力大厦”四个字空荡荡地飘着。最先到来的寒冷西风卷起街上的灰尘和垃圾，等公车的人们因此越靠越拢，放佛被圈在栅栏里的牲口。
在下班之前，戢波已经回家收拾好行李。既然无人在意他的存在，他决定赶今晚的长途车回省城，提前开始过年。想到可以跟旧相识们通宵喝酒打牌，或者仅仅想到即将离开罗家镇，就让他有些兴奋。邮局人去楼空之后，他大摇大摆地打开仓库，像挑西瓜一样在待分发的包裹里东挑西捡，还时不时将大大小小的盒子举起来摇晃。最后他拆开其中几只，把一条崭新的羊毛围巾套在脖子上，又往行李中塞了一包酱鸭和几袋山核桃。
掀开兰州拉面馆的布帘，他发现几乎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他们有的埋头大吃，有的品着茶叶末沏出来的茶，有的忧郁地望着窗户上日光灯的影子，跟旁边的人讨论随时可能落下的雪。两个中年男人占据着角落，背对他的在趾高气昂地抽烟，面对着的则颓唐地耷拉着脑袋。虽然没有言语，但他看得出他们训斥和被训斥的角色。
戢波挨着一个正在剥蒜的人坐下，那人没有抬眼，只是谨慎地把凳子朝外挪了挪。围着脏围裙戴着套袖的服务员端来茶杯，扯着嗓子朝厨房喊道，面一碗。在戢波的要求下，她又不耐烦地添了一句，优质的。
这顿尽兴的晚餐并未令戢波损失多少时间，他顺利赶到长途车站。此时他心情舒畅，还唱起了歌。门口有个人正趴在电线杆上呕吐，他也只是撇了撇嘴，让过去了。
冷若冰霜的汽车站售票员告诉他九点的末班车还有座，然而当他准备掏钱的时候，干瘪的口袋让他心里一凉。一定是掉在饭馆了，他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提起箱子就朝来路跑去。不巧的是，对面火车站的出站口忽然间涌出无数喧嚣的人来，他们肩扛手提着包袱，和零星的出租车一起迅速切断了中华南路窄小的咽喉。当戢波涉水般淌过人流，跑上五星桥的时候，他听到电信大楼上的音乐报时钟，刚好开始播放一首熟悉的旋律。
★刘翠苹
刘翠苹是稀里糊涂被推上手术台的。
她在清晨干净温润的阳光中走进医院大门时，本来只是准备做例行检查。怀孕一月有余，身体的变化还微妙得无法察觉，除了总是不分场合地犯困。然而那个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大夫拿听诊器在她的身上按了几下之后，确切无疑地告诉她，今天就要生了。
你在开玩笑吧？刘翠苹把上衣扣子系好，没把它当回事。
你看我忙成这样，有心情跟你说笑么？医生抓过处方单，用蓝色的钢笔刷刷地写起字来。你这是很罕见的病例，我也只在教科书上见过，不及早处理母子都会有生命危险。不信找给你看。
医生双手从书架上端出一本厚书，摊在桌上，神情凝重地翻了一会，然后指着一行黑体字对她说，喏，就是这个。刘翠苹的目光掠过密密麻麻的文字，落在旁边黑白插图上，在女人的子宫里有一颗豌豆大的黑点。
这么小的孩子，生出来能活么？她开始感到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凶信。
这个你不用担心，咱们医院在这方面是全国最好的。等会我可以带你去参观育婴房。我问你，你想顺产还是剖腹产？
刘翠苹努力在脑子里搜索从网上看来的知识，却听到很远的回声，嗡嗡作响。后来，她意识到一颗豌豆大约不至于让自己疼得死去活来，于是冷静地说，我自己生。
话音刚落，就涌进来几个护士，熟练地替她换好衣服，像提着一袋土豆，将她放在手术台上。她听到自己哼了一声。无影灯柔和地亮起，护士们拿着她的衣服散去了。一个声音躲在福尔马林的气味里下达命令：使劲。
她于是听话地像一台拖拉机一样轰鸣起来，她无疑觉得这就是生孩子该有的魄力。她专注地喊着，喊到眼前发黑，才调整了呼吸，带上了节奏。可是直到她的身体筛糠一样抖动不止，她也没感觉到有什么要从体内跑出来。
医生从阴影里走出来，无可奈何地说，我看还是开刀吧。他像个建筑师一样用尺子和圆规在她平坦的肚子上比划了一阵，掏出笔，画下笔直的线，然后拿沾了麻药的棉球来回涂抹。刘翠苹被这凉丝丝的感觉弄得浑身发痒，笑出声来。
然而医生却对她的笑声表示愤怒，他低声说，亏你笑得出来。这一刀下去，可能母子平安，也可能你们都没命。对了，你得先签协议，省得给我惹麻烦。你的家属呢？
这个问题像一记直拳，打中了刘翠苹的神经。她不知该如何作答，只好收起笑容，把头偏向一边，看着某台仪器上闪烁的绿灯，听着他从牙缝里挤出的声音。
怎么回事啊，哎，说你呢，站好了。
刘翠苹猛然从梦中惊醒，一张油腻发黑的脸在冲她大呼小叫，她的整个身子已经快要坐在那人的身上了。她撑着椅背站稳，把孩子换到左手，甩了甩充血的右臂，从上向下阵阵发麻，像跑过一队蚂蚁。对面的人被这场意外唤醒，来不及弄清缘由，又沉重地阖上了眼皮。
如果不是因为长久的互相挤压而需要偶尔活动四肢，的确很难分辨这些横七竖八的身体是否还有脉搏，刘翠苹这样想到。她看到前一排座位，有个人的脑袋耷拉在胸前晃来晃去，他旁边的人趴在餐桌上纹丝不动，面前放着一个空的方便面盒，让人联想到这是一起食物中毒。最里面的人将自己置身于衣帽钩上的塑料袋之中，像被绞死的凶徒。在他们的下面，是黑暗中伸出的两条小腿，脚上套着泥泞的解放鞋，仿佛雨天爆炸案留下的残肢。
在这趟披着暮色开往罗家镇的绿皮火车上，随处是这样仿佛遭到恶杀的尸首，他们奇形怪状地占据了座位和走道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间。凝滞的空气中混合着香烟、汗水和厕所的臭味，让这些古怪的姿势多了一份恒久诅咒的意味。
而刘翠苹知道，用不了多久，他们中有一些会奇迹般苏醒，扛起行李，像刑满释放的犯人争先恐后地挤出车厢。然后，在故乡同样浑浊而陌生的空气中，扑向垃圾遍地的街巷，扑向摇摇欲坠的房门，扑向自己的女人和孩子。
在这个时候，她才想到自己阔别多年的家。或许如果足够仔细，火车快进站时可以看到那座洋灰色的单元楼。她这样觉得是因为从前她经常在黄昏时趴在厨房的窗台上，眺望火车突突冒出的白烟。
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爹毫无征兆地厌倦了果农的身份，在与村支书的一笔交易之后，他卖掉了苹果园，举家迁入罗家镇，刘翠苹也因此丢掉了她名字的本来意义。搬家那天，她爹见多识广地拉开楼梯间的垃圾箱，告诉她和她娘，底下专门有人收。他爹还宣布，从今往后，咱们就是吃商品粮的了。但是刘翠苹却对此提不起精神，她怀念的是跟她一起在村口的小河边捉蝌蚪，或者用几块砖堆出的炉灶烤土豆的小伙伴。新邻居们可没有兴趣塞给她一根煮玉米，从他们皱起的眉头里看得出，他家的到来搅扰了这些人高贵的生活。
一开始她爹学着别人买了辆二手货车跑运输，每天把从白浪河里挖起的沙子运到几十里外的大城市去，然后在嗡嗡响的路灯下等待一个好价钱。好价钱并不是天天都有，当坏运气到来的时候，他就垂头丧气地驮着沙子原路返回，或者在城边的大排档里喝上一顿。
这些裹挟着麻辣的烧烤滑进肠子的啤酒，最终毁了他唯一的营生。从此以后，这位截了一条腿的前果农和货车司机，只剩在家长吁短叹的份儿了。她的娘，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则开始投身于哭泣的生涯。即使在她租下中学对面的门面，开始卖麻辣烫维持家用的时候，还是会逢人便提起这段不幸，随即无休止地哭哭啼啼起来。她挂满泪痕的脸长年累月和锅碗瓢盆以及辣椒汁呆在一起，仿佛一张撕不下来的年画。
有时候，上课铃刚响过，就会有几个零花钱充足的同学风风火火地跑进教室，一边抹着嘴上的辣椒，一边学着港台电视剧对她说，你妈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刘翠苹相信，当她推开家门的时候，迎接她的依然会是她爹的长吁短叹和她娘的哭哭啼啼。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生不逢时的女儿，她永远也不会再回到罗家镇，回到家的愁云惨雾里。她其实并不怎么在意穿着酒红的工作服在商场电梯里站一整天，说到底这是份恰如其分的工作，守在四平米的空间里，接受指令，按下按钮，如此而已。虽然有时当她望着头顶的电扇发呆时，心里是羡慕一楼化妆品柜台里的女孩的，每天都能用上美国和日本来的瓶瓶罐罐，灯光底下脸蛋晶莹粉嫩。可毕竟人家是城里人，有关系，只要能保住这个饭碗，她就很满意了。做人要知足。
这时她看了看表，还有一个小时才到站，她认为有必要去趟厕所。这次勇敢的尝试像暴政一样激起了底层人的不满，他们在地上骂骂咧咧地挪动屁股和腿，刘翠苹则小心地跋涉在堆叠的行李和人体之间。当她到达厕所门口时，里面正在打牌的三个人漫不经心地看了她一眼，表示了无能为力。更糟的是，她回去的路在她面前关闭了。
呛人的烟味点燃了她怀里的定时炸弹，她的孩子开始用哭声挥霍睡眠积蓄的能量，她涨红的小脸和零落的牙齿像一只手，推动着她朝另一节车厢挤过去。
她把自己固定在一小块空地上，才腾出手来重新哄女儿。也许是饿了。可作为见过世面的人，刘翠苹觉得自己不能像这些可怜的乡下人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喂奶，于是只能徒劳地哼唱过时的歌谣。就在这时，一只黄色的老虎布偶在她的眼前晃动起来，旁边坐在蛇皮袋上的大娘用这个粗糙的玩具渐渐平息了紧张的事态。大娘冲她点点头，示意她收下这个礼物，她礼貌地推了回去，但她没有没有能力拒绝大娘挪挪身子为她腾出的诱人的座位。
这绵软的蛇皮袋使她立刻像松了线的木偶瘫软下来，她发觉自己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大娘问她在哪儿下，她说下一站。大娘点点头说她也是。倒了几次车？她伸出三根手指。大娘心疼地砸吧了一下嘴，然后开始絮絮叨叨地讲她买火车票的经历，不一会又说起要来接站的儿子。她啰嗦的语言竟然莫名其妙地让她感到，在这趟令人心烦意乱的返乡旅程的结尾，她终于获得了命运仁慈的照顾，并且与她攀谈起来。
命运并非从来不会垂青于她，只不过好时光总是匆匆而过，繁花一季，青烟一抹。在她成为电梯操作员的第三个月的某一天，电梯里走进过一个穿黑衬衣的男人，这个男人把墨镜抬起来，打量了她一阵，说下班了请你吃个饭？刘翠苹回答说，我九点才下班。电梯叮地一声响，五层到，开启的门后传来震耳欲聋的游戏机厅的声响，男人把墨镜戴回去，说那我就玩到九点。
后来这个叫老虎的男人顺理成章地搬到了她的住处。本来刘翠苹想搬过去，可老虎摆了摆手说太远了，她上班不方便。老虎的出现纠正了她的两个偏见：一，在夜总会看场子的都是没文化的人；二，城里人不会跟农村人谈对象。他的男人不仅经常给她讲一些上班时偷空从杂志上看来的哲理故事，还请她看电影，这让她的姐妹们羡慕不已。在这个计划外的孩子出现时，老虎也没有慌乱，他沉着地计划带她见父母，甚至请人算了一卦，择了婚期。这一切反而让刘翠苹过意不去，毕竟自己连家也没有。
有一晚飞沙走石，刮了很大的风，老虎整夜未归。第二天打手机也无人接听，她只好在夜幕再次降临时挺着肚子找上门去。穿着火辣的迎宾小姐在风里瑟瑟发抖，说自己是刚来的不认识人，跑进去叫领班。不一会神气活现地走出一个手握对讲机人，他听到老虎这个名字之后两眼一抹黑，然后他问，大名是什么？
大名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竟然如此棘手，对方露出了难堪的表情。他领着这个孕妇从楼下走到楼上，再从楼上走到楼下，以此撇清和他们的关系。刘翠苹走出大门的时候身子一软，坐在了台阶上，领班赶紧过去扶，但扶不起来。大姐，别这样。刘翠苹这才哇地哭了出来。
没有名字，没有住址，她理智地放弃了在这个大城市里寻人的念头，况且这分明是场预谋已久的行动。讲到这儿，刘翠苹叹了口气，说这都是报应。如果没有当年偷拿家里的钱不告而别，今天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可惜苦了女儿。
大娘眯着眼睛，无限怜惜地摸摸孩子的头，说多漂亮的闺女，得有半岁了吧？刚过，6月23号的生日。名字起好了么？小名就叫囡囡。
地板晃了几下，车开始减速，罗家镇寒碜的夜景开始映入眼帘。刘翠苹这才想起行李还在刚才的车厢，急忙起身要走。大娘拉住她说可不敢，孩子挤坏了怎么办。我先帮你抱孩子，咱们在站台见。刘翠苹看到站台已经慢悠悠地跑进车窗，便将女儿交给她，一头扎进躁动的人群中。
当这辆过路车再次垂死般呻吟起来时，月台上的人正如洪水一样退去，她在污秽的地面上找到了自己拉长的影子，却没有大娘的踪迹。一辆卖方便面和火腿肠的手推车吱呀吱呀地从她面前经过。刘翠苹突然感到不寒而栗，她想起那只毫无缘由突然冒出来的布老虎玩偶，豆大的汗珠从她光滑的额头上钻了出来。
她拔腿朝出站口跑去，隔着层层人头，她隐约看到铁栅栏外大娘正头也不回地离开，身边好像还有一个人。她扔掉背包，用不知从哪儿迸发出的力气推到了前面几个人，冲出了出站口。现在，她已经接近了中华南路的尽头，在她的面前是熟悉而破落的五星桥，她仿佛嗅到一股芦苇的味道。骗子看到她赶上来，立刻把孩子递给旁边的男人，自己朝五星桥市场里走去了。那个男人把孩子一夹，撒开腿就跑。
刹那间，罗家镇像被发射倒了外太空，变得空气稀薄，连声音也不存在了。刘翠苹知道，如果连女儿没了，她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哪怕鱼死网破，她也要拼了。风在耳边呼啸起来，她一边追一边使劲喊到：救命啊 ，抢小孩了。爹。娘。
★宇文昭
站在罗家镇的最高点，宇文昭觉得不过如此。刚刚装饰一新的中华北路怎么看都是个廉价的仿制品，灯笼形的路灯是省城淘汰的旧样式，它们有一半是黑着的。车站的灯箱广告也是黑的，他闭上眼睛想了想，里面可能是来一桶，也可能是中国联通。
这条路就像一口井，向井里望久了，时常会望进去。有各种各样的人浮现出来，有时是自己。他看到自己早上送完女儿去幼儿园，在综合市场吃一碗豆腐脑，然后步行300米去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一点整上床睡半小时午觉，起床后喝一杯茶。下午出了单位去市场买菜，顺便接女儿。如果上面来人，他就会走过五星桥，去中华南路的山水酒家。此时此刻，他觉得可以将自己的一生尽收眼底。
楼顶的风很大，他试了几次才把烟点着。在他的脚下，几个瑟缩的行人正像乌鸦一样披着黑色外衣顺着墙边缓慢地行走，漫无目的。他们也不需要目的。罗家镇的子民是他们自己的国王，他们在酒足饭饱之后，腆着肚子巡视这座王国的疆土，就是目的所在。他们有时将双手稳妥地背在身后，注视修自行车的手艺人将工具一件一件收进箱子；有时假装等人，在散发着香味的美容院门口抽一支烟；有时和熟人应付几句，在得知对方也像自己一样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
出于对沦落为孤家寡人的恐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王大约都会处处提防臣民的不告而别，罗家镇的人更是棋高一着。宇文昭觉得，如果有可能，他们甚至会为他修一座柏林墙。
他们派来的最初的说客是陈校长。那天他在大门口远远地被叫住，看到校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扒开锡纸摸出一根萎靡不振的烟，递给他。他摆摆手说不会。陈校长脸一沉，嫌不好？他只好顺从地接过来，由他点上。校长满意地笑了，说这就对了，解解闷。
然后他便一边盯着红热的灰烬慢慢往手边蔓延，一边听校长讲述自己奉献的一生。末了，校长把烟头用脚捻灭，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要勇于承担责任嘛，你拍拍屁股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你可是咱们镇中学历最高的老师啊。
宇文昭朝夕阳里的操场望去，里面有几个面目不清的学生在打篮球，砸得铁环哐哐响。
想带重点班？校长试探着。
宇文昭摇摇头。
嫌分的房子太小？
他再次摇摇头。
那就行，都是小问题，小问题。陈校长爽朗地笑了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过多久，两居室的房子便分了下来，附带还让他接手高一重点班的班主任。明显地，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连平时总板着脸的政治胡老师，也会时不时走进语文教研组，问他，小昭老师，抽支烟？他在心底算了算时间，过三年把这个年级送进大学，算是个交待。到那时自己也才二十六，再走不迟。
没想到三年过去是下一个三年，三年又三年，他就这样不知羞耻地成为一个鬼祟的中年教师。他习惯了悄悄走到教室后窗，通过玻璃上油漆的裂纹观察课堂纪律，并把在其他课上交头接耳的学生一网打尽。当他厉声罚他们到操场跑步的时候，他说不清自己是否真的得到了某种满足，但他仍然不知疲倦地这么做着。这时，罗家镇的第二个说客出场了。
那是个星期天，宇文昭浑浑噩噩地晃到综合市场的时间比平时晚一些，老张端上豆腐脑，笑呵呵地说，老样子，多放榨菜少放黄豆。他总是吃得很仔细，用铝勺锋利的边缘将豆腐脑完整地片下来，挂一片香菜叶和一块榨菜，再把勺子压下去，小心地漏进一些飘着油花的汤，才心满意足地张开嘴。快吃完的时候，对面坐下一个人，把布袋放在油腻的桌上，从里面滚出一个熟透了的西红柿。他在桌边将西红柿截住，抬起头，才发现是贺婶。
总有一些人在以一种怪异而顽强的方式热爱着这个世界，他们像寄居蟹一样扎根于别人的生活，又像蜘蛛一样绑架着普罗，比如贺婶。某天，当她手握买断工龄的协议和一笔小钱从公交公司的大门走出之后，忽然幽灵一般浮出了罗家镇的水面。没人说得清她的前半生，甚至对她的现在也知之甚少，宇文昭听说她有个丈夫但已经被遗像框住，儿子是她唯一的财产，却因为追姑娘追进了精神病院。不过这都没能丝毫动摇贺婶的乐观，当她发现自己的未来乏善可陈的事实后，她就把家务限定在给儿子做好一日三餐，然后便兴致勃勃地走上街头，为别人的生活忧心了。
贺婶接过西红柿，一边把它放在布袋里另外三个西红柿上，垒成一个金字塔，一边有意无意地问宇文昭，小昭老师，今年有三十了？
刚三十二。
那可不小了啊，贺婶的惋惜中透着点兴奋。还没对象？
宇文昭摇摇头，随即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已经嗅到这次谈话的方向，但又无法改口，只好把碗一推，叫老张结账。
贺婶赶忙凑过来对他说，常言道三十而立，立的是什么？家业。你现在年纪轻轻事业有成，咱们罗家镇谁不晓得想进你的重点班的都快挤破头了。但终归美中不足不是，要阖家美满才是两全其美。你说是不是？
宇文昭把钱理好递给老张，默然点了点头。
这样吧，她如释重负地说。这事本来该你爸妈操心，但他们早早就不在了，贺婶自作主张帮你介绍一个。电力公司的小纪，人长得漂亮，多少人追，人家都看不上。我打听过了，能干着呢，家务事肯定不让你操心。你看什么时候你俩见一面？
宇文昭客气地笑了笑，没说话。他把这个笑容拿捏得漫长而生硬，就像一位象棋大师，琢磨出一步好棋，等着对手心领神会。但他又错了，贺婶不是大师，她只会当头炮。
你看不上贺婶的眼光？
宇文昭连连摆手。
那就是嫌人家学历不高？
他又摆摆手。
那不就得了，剩下的都是小问题。贺婶露出了微笑。人家姑娘虽然是个中专，但挣得比你还多。放心吧，都包在贺婶身上。
有些日子，午睡起来等着茶叶泡开的时候，宇文昭会觉得自己依然在做梦。因为在梦里，他总是急急赶去什么地方，他心急火燎地穿过城市穿过人群，然后目睹一个宏大的十字路口接近了他。路口没有一个人，他在这里踯躅不前，捕风捉影地盘算前方的错综复杂万千变化，开始优柔寡断究竟选择哪个方向。奇怪的是，他并不过分担心，似乎明白这样的恐慌最后都将终结于一阵骤响的闹铃。
而现在，闹铃迟迟没有响起，他甚至想不起贺婶出现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就像魔术师故弄玄虚吊足了观众的胃口，把手绢轻轻一掀，凭空托起一只白鸽。宇文昭把红布一掀，露出了他的老婆。对，就是当他一觉醒来，身旁压住了大半被子的那个女人。
腊月二十六的这个下午，他再次像个瘫子沦陷在沙发里，试图还原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历史的线索应该像三皇五帝夏商周那样简单，可是偏偏还要有妲己和褒姒，所谓红颜祸水才有意思。这个女人以惊人的速度生育之后，就再也不愿踏出家门半步，过上了戴安娜的生活。女儿仿佛仇人转世，大口地吃掉他微薄的薪水，嚎哭着把这个家推向摇摇欲坠的边缘。
终于有一天，女人坐在饭桌对面摊牌了。挽救这个家庭的出路是宇文昭顶替她在电力公司的编制，去坐办公室，写写文案，招待领导。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越过他的头顶，像是搭了一副梯子，翻过一片山坡，眺望了过去。然后，她又用黑体字重复了一遍，唯一的。
宇文昭没有答话，他觉得这天的炒青菜盐放重了，齁得他嗓子难受。
你嫌弃我的工作？
他摇摇头。
瞧不上我们领导？
他顿了一下，问，我的学生怎么办？
你怎么不问你的女儿怎么办？女人忽然来了无名火。李姐家的小亮吃的都是进口奶粉，他爸专门去市里买，咱家孩子怎么吃得起？
宇文昭平生唯一的反抗还没揭竿就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女人见他半天抬不起头，又摆出打抱不平的架势来。你们学校也太亏待人了，优秀教师过年过节连桶金龙鱼都没有，糊弄人呢。
从此，省师大毕业生宇文昭便像一只听话的宠物，规律地行走在家和电力大厦之间。人们还是习惯叫他小昭老师，他便也心安理得。事实上，当他坐在办公室，停下电脑上的在线棋牌游戏，对着手机上同事发来的黄段子闷笑的时候，他说不清自己是否真的得到了某种满足。
但他想，他应该有更大的满足。经年累月，这个不可言说的愿望在他心里发酵，逼得他神魂颠倒。他一次次就着深夜台灯幽冥的光展开稿纸，写下楚楚动人的词句。他相信命中注定，就像他相信自己和保险公司小职员卡夫卡或清洁工卡佛之间某种隐秘的联系一样，命运给了他一件衰败的斗篷，那不过是小小的传球失误罢了。
他把小说寄给出版社，像孟姜女一样伸长了脖子，然而万喜良终究没回来。他痛定思痛，认为没必要一鸣惊人，于是把目标降格到省城的晚报副刊上，为此还专门去邮局订了两年报纸，但人家宁肯登小学生优秀作文，也懒得给他写封退稿信。最后，他开始写诗，因为他觉得诗歌不占版面，成本低机会大。
当宇文昭这三个铅字出现在镇文化宫主办的不定期出版物《罗家镇通讯》上时，他跑到厕所里喜极而泣，然后得意洋洋地把这张可怜的八开小报铺在餐桌上等待检阅。可午饭时老婆只是轻轻哼了一声，嘴里吐出一根鱼刺，然后责怪他在单位领年货的时候不积极，带鱼瘦得像根皮带。
宇文昭把头扭向阳台，看到天空、树枝和楼房都是静止的，只有晾着的床单稍稍动了动，掀起了一角。
这个下午，当他提着一袋垃圾下楼的时候，已经决定不再踏入这个家门。他走过五星桥，在火车站售票厅一角推了推正在熟睡的民工，以十块钱的酬劳换来一张去省城的车票。他不傻，在罗家镇这个巴掌大的地方，熟人就像漂浮的水雷，碰上一颗就前功尽弃。
他把票塞进衬衣口袋，像往常一样，沉着地去上班、喝茶、看报纸，在光阴一层层黯淡下去时走上中华北路。他在马路牙子上站了一会，正拿不定主意去哪儿躲一阵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小昭老师刚下班啊。胡老师缩在大衣里，口里哈着白气。
啊，对，刚下班。 宇文昭支吾了几声。
现在去干嘛？
他没法作答，只好说有点事，也不是什么急事。
胡老师一听，盛情邀请他共进晚餐，宇文昭面露难色，胡老师拉着他的的胳膊，他几番挣脱不掉。后来想到还有两个小时才开车，这顿饭就算罗家镇为他践行，才跟着他去了拉面馆。
下了馆子就不能没有酒，宇文昭勉强喝了一杯，胡老师又立刻斟满，也不说话，只是亲密地看着他。这眼神让宇文昭心惊肉跳，让他感到了东窗事发的恐惧，他只好低头一杯接一杯地喝，以躲避这眼神。不久，他觉得喉咙里拥挤了起来，有些话好像长了腿，要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他像抵挡洪水一般拼命顶住。最后，他自己把车票掏出来，往桌上一拍，缴械了。
到底是政治老师，擅长说无意义的空话。胡老师摇头晃脑地对他讲，庄子说了，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空间无尽时间无限，为什么上天单单在此时把你放于此地？必定有它的道理。胡老师敲了敲桌面，仿佛桌子就是罗家镇。你接不接受命运的安排？
胡老师见他只是喝酒，又大谈了一番婚姻与家庭，然后诡秘地问他，外头有人了？
宇文昭摇摇头。
那你究竟是图什么？胡老师不无愤怒地诘问道。这么个肥差让你摊上了，电力公司啊。前两个月不是还组织你们去九寨沟了么？我在镇中教书这么些年，啥时候有过这待遇？
他只好又摇摇头表示闻所未闻，沉默如裹尸布一样包裹了他。
你就是再有能耐，也不能不识抬举。胡老师自己也干了一杯。况且你还能有多大能耐。
宇文昭目送罗家镇派出的最后一位说客远去之后，独自爬上电力大厦的楼顶。现在，他面红耳赤地站在全镇最高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冬天的寒风吹过来，让他感到自己的脸变小了一些。他往前挪了一步，松开手，看着烟蒂像只萤火虫坠向地面。
他有点紧张。但他安慰自己，这就像短跑选手蹲在起跑线前浑身发抖一样，发令枪一响就舒坦了。电信大楼上硕大钟表的时针正在无限接近八点整，他知道一段音乐随时可能响起。
那就是他的发令枪。
★赵建国
河沿吹来微风，黄毛竖起耳朵，赵建国灰白的头发在死气沉沉的光线中显得衰败，好像面前的中华南路。他扯出一个马扎，示意姑娘坐下。
所有的手艺到最后都变成了艺术。赵建国用虎口攥住大梁，把这辆红色的24坤车颠倒过来，倒转脚蹬，转了半圈，盯住了目标。他拔下气门芯，等气流在指缝间渐渐熄灭，抄起扳手沿着钢圈划了一遍，轻巧地把外胎隔离开来，把气门压进辐条之间的圆孔里，拉出内胎。
他转个身，抓过一杆打气筒，呼哧哧几下把内胎撑得滚圆，有细小的声音嘶嘶地叫着，像蛇在吐信。他眉头一皱，将气胎朝脸盆里漆黑的水中按下去。
水面咕嘟嘟地升起一串气泡，他左手送右手牵，耐心地转动这根气管。冰冷的水顺着手背上皴裂的伤口一头扎进去，拼命撕扯皮肤。末了，他甩甩手，捏住嘴边的半支烟，又眨了眨被熏得流泪的眼睛，对姑娘说，估计是被人扎的，五个洞，补不回来了。
那怎么办？
39路车从街旁驶过，卷起的尘土像是提前到来的夜晚笼罩了修车摊，接着他们又像迎接黎明般重新出现了。
得换，一般的25，好的35。
姑娘犹豫了一下，说，要好的，30行不行？
32，最低了。赵建国咳嗽了一声。生意不好做，不然天这么冷，我早就收摊了。你要我就回家给你取，不要，我把胎装回去，不收钱。
还要去取？姑娘又做犹豫状。
十分钟，十分钟就好，你稍坐。赵建国把烟头用脚捻灭，迈步就往家赶。走了几步觉得身后悉悉索索，一回头，黄毛在两米后跟着。他把手指向那辆正在倒立的自行车，示意它回去，黄毛不理，低头闻地上的垃圾。他跺脚，黄毛干脆趴了下来。他只好牵起绳子，扯着黄毛折回来，围着杨树绕了两圈，还打上结。又扬起胳膊作势要打，手落下去却变成了轻抚。黄毛乖，哥哥晚上就回来。
黄毛原本是只无名柴狗，也许被人流放了。有天早上赵建国在“牛津花园”小区门口打开木箱，一件件取出工具时，它刚好从街对面跑过，瘸了一条后腿，身体一耸一耸。他瞥了它一眼，它便站住不动，整个上午过去，它都在那里凄惶地看着他。赵建国从那眼神里读出几分熟悉，是他的儿子赵文科，不是在省城的大学生赵文科，而是那个从前放了学帮他一起收摊的小科。
后来，赵建国吃午饭的时候，朝街对面招了招手，那狗便讨好地跑来，围在马扎旁摇尾巴。他把啃得参差不齐的一牙肉饼扔在地上，这个举动奠定了他主人的身份，黄毛吃光了肉饼，还把塑料袋里外舔了个干净。它从此被像收养的儿子，登堂入室。
吃上了商品粮的黄毛长得飞快，皮毛渐渐泛起了油光，一改以前的颓势。当路边的杨树落光残败的叶子，将夏天和秋天彻底分割开来的时候，黄毛已经膘肥体壮，脖子上的一圈黑毛像将军的领章一样，衬出它的威武。
有时修车的中学女生会啧啧称赞，拉着男朋友说你看，这狼狗多神气。小伙子一脸不屑地纠正，笨蛋，这都不知道，狼狗耳朵是竖的。
有时街上的闲人会凑过来品头论足，说可惜是个瘸子，不然赵老哥你能买个好价钱。赵建国闷着头答道，多少钱都不买。
有时人们会问，老赵，怎么儿子不在？赵建国就停下手中的活，眯着眼睛说，玩去了。
时间一长，人们甚至忘记了赵建国本来的儿子。赵文科考上大学时曾引起过许多人的惊叹，他们原以为这个穿着邋遢，整天流着鼻涕的孩子将来会继承他父亲的衣钵，成为一位修车匠。当然，他可以修汽车，就像裁缝的儿子卖班尼路，炸油条的儿子开火锅店。踩着父亲的脚印走下去，既不左顾也不右盼，在罗家镇人的眼里看来，就是生活的智慧。
可赵文科终究是走了出去，成为大城市的一员。头一次回家过年，老伴在门口远远看到了，叫赵建国去迎，走到近前却是个头发披肩面色苍白的女人，赵建国二话不说就拎着儿子去了理发店。店里的小姑娘热情地递上美发杂志，谢霆锋裴勇俊，我们都能弄。老赵一把夺过来扔在地上，寸头，板寸。
父亲的震怒在赵文科身上像一次小小的流感，匆匆痊愈了，他睡足两天，买了顶帽子，歪歪扣在头上，找同学喝酒去了。这对父子的关系，也像中国绝大多数的父子关系一样，进入了某种诡异的循环。赵建国在饭桌上把筷子一拍，呵斥道，吃饭还是发短信，儿子就乖乖把手机收进口袋。儿子端着随身听在藤椅上听音乐，电视大开着，他又喝道，听音乐还是看电视，儿子便摘掉耳机，晃着腿重新把目光挪进电视里。如果他当真气急败坏，要么被老伴拦住，威胁地说，你要是把小科吓死了，我也不活了，要么赵文科头一扭，出门上网去了。
有时赵建国念叨自己老来得子，也想和风细雨地跟儿子谈谈，但终究不知从何说起，何况一看到他挂着铁链的裤子就犯恶心。唯独去年夏天，儿子忽然来了兴致，提来几瓶啤酒，跟他一次次干杯，讲大学见闻和他在省城的那些同学。有的家里有钱，天天吃红烧肉，光手机就两个，还有人用笔记本电脑，就这么薄，他拿手比划着，宿舍断电照样用。最后神秘地问他，爸，你知道什么是数码相机么？
可怜的修车匠摇摇头。
就是不用胶卷的相机。赵文科又给他倒上酒。你想胶卷多贵啊，洗也要花钱。以后相片都存在电脑里了，不用这样。他指了指墙上的相框，里面他十岁那年春节，一家三口在照相馆拍的全家福。他们身后亭台楼阁，杨柳依依，但气氛被背景上突兀的洞给破坏了。
儿子接着说，城里人早就不用老式相机了，数码照相一学就会，我妈都行。以后你们的照片我存在电脑里，在哪都能看。
赵建国呷了口酒，胃里有些泛酸。
爸。赵文科咳嗽了一声。要不，咱家也买一台吧？
赵建国半天没吱声，把杯子里的酒晃来晃去，最后叹口气说，找你妈去。
这天半夜，老伴拿肩膀挤了挤他，问，睡着了么？
没呢。赵建国回答。
我也没有。老伴问他，数码相机要多少钱？
你问我，我问谁去？ 他没好气地说。
小科大了，又在省城，别人家有钱有势咱不眼红，但咱就这一个儿子，也不能太亏了。老伴顿了顿说，我这压面条生意还行，自家的门面，你那也不错。咱省一省，能省出来。
她看到她疲惫的丈夫像块石头一样沉默，只好自言自语了一句，我给他拿了两千。然后翻过身睡去了。
在这之后，赵建国的生意开始一落千丈。起因是黄毛，这条瘸腿的狗改不掉流放者的习气，以为罗家镇是它的西伯利亚。罗家镇也许还是，但拥有喷泉和假山的牛津花园不是。它跑到假山上撒尿，自然要被无所事事的保安几次三番打出来。后来，保安在赵建国面前抖了抖一张单薄的纸，告诉他业主们联名投诉，他必须走人，带着狗去别处摆摊，不然就叫城管来收他的摊子。
还业主，赵建国讥笑道，小伙子你不会好好说话？我在这修车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走了，你看大伙干不干？
那我管不着，这是郑老板说的。保安像是在牌桌上隐忍许久，终于亮了大王。
关于郑老板，很少有人说得清他的真名，上了年纪的人私下叫他郑三。确是本地人，据说早年斗殴杀过人，逃过一死，劳教了十来年，出来后在城里专门替人讨债笼络起一帮人。后来衣锦还乡，摇身一变成了包工头，一夜暴富，整天开着辆二手普桑耀武扬威。
这个世界上很多父母都会借用恶人来镇压自己的孩子，罗家镇的父母用的是郑三。很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午后，几个小孩跑来叫赵建国，说他的儿子被人打了。赵建国一跃而起，在乌烟瘴气的中华北路上奔跑起来。原来是赵文科在街上踢球，踢到了桑塔纳上，郑三的人冲下来，揪着他的头发不停扇他的脸。赵建国抢过儿子，怒斥他们为什么打人，有事冲他来。
郑三摇下车窗，冷笑道，冲你来？你知不知道补一块漆要多少钱？你知不知道要送到德国才能补？你知不知道德国在哪？我告诉你，就是把你全家卖了都赔不起。
这句话第一次让赵建国感到了自己的老迈，他只好领着孩子低着头走开了，就像这天他低着头收拾好他的工具，带着黄毛向南走去一样。保安又赶过来说，我们郑老板说了，你要是把狗卖给他，你还是可以在这摆。
这狗是残废，你们老板要它干什么？赵建国有些不解。
那我不清楚，你卖不卖吧？
赵建国摇摇手，坚定地走远了。
远离了中华北路就远离了学校和机关，不再有人乐意跑过五星桥请他修车，很多时候，他只是无聊地望着街面，仿佛在重温几十年如烟的往事。在赵文科即将回家过年的傍晚，他原本打算早点收摊，回家帮老伴包饺子，然而32块钱的生意让他无法放弃。他匆匆到家，又拎着24寸的内胎匆匆返回，可是刚刚走近，他发现女学生不在马扎上，自行车也没了。他四下张望，渐浓的夜色阻挡了视线，似乎有几个路人也在看着他，又赶紧走开了。
他沮丧地吐了口痰，一屁股坐进马扎，这时他发现，黄毛并未出现在余光里，树干上结实的绳子也不见了。冷冽的空气让他打了个寒战，紧接着一股恐惧从胃里升了上来，他捡起一把螺丝刀攒起来跑到街对面。小卖部的老板，一个肥胖的秃子拿报纸挡住脸，仿佛他像空气一样透明。赵建国按住他的手低声说，你肯定看见了什么了，你要是不讲实话你不是人。
老赵，秃子边说着边想把手抽出来，又抽不动。算了吧，一只狗。
赵建国没回话，只是死死地盯着他，盯得他眉毛耷拉下来。最后对方投降了，告诉他是绑到郑三的车里拉走了，然后指了指远处。随后又哀求地说，别说是我说的啊，我也不容易。
红着眼的赵建国风一样地跑进牛津花园，被保安拦住，但看到他手里的螺丝刀又闪开了。他在楼下跑了一圈，没见到车，只好返回中华北路。他陷入了巨大的愤怒，黑暗已经完全降临，路灯稀稀疏疏地亮起来，呈现出一道狭长的辉煌。第一次，罗家镇在赵建国眼中显得如此庞大，它此刻甚至比北京还要大。他喘了口气，冷静地想了想，郑三要卖狗，只能卖到外地。他有车，要走早走了，自己靠两条腿没法追。但他怕被人看见，所以也许先躲起来了，要躲，肯定在某条背街。想到这里，他立刻拔腿投入到这错综复杂的道路中。
他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绕着中华北路往复奔跑，有的人诧异地注视他，有的人小心地为他让路，有的人认识他，冲他喊，老赵，锻炼身体哪。他跑过学校，跑过商店，跑过网吧，跑到五星桥，朝漆黑的河水中投去无助的目光，又向南跑去。
他又如法炮制地跑遍了中华南路的两边，最后他终于累了，趴在长途汽车站门口的电线杆上干呕，又呕不出什么。他想也许本就该这样，捡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就算是积德，让黄毛去城里过好日子。儿子的车快到站了，干脆去火车站歇一会，接他回家。
他缓缓起身，仰起脖子抹了抹汗，几个工整的霓虹大字花花绿绿地映上他粗糙的皮肤，山水酒家。很多事情，当我们再度回想却绞尽脑汁也整理不出逻辑，于是我们只好摊开手说，鬼使神差。赵建国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进山水酒家旁坑洼的巷子中，在巷子的尽头有一株枯树，他在上面发现了一张血淋淋的毛皮，像胜利者的旗帜，随风飘荡。他把它翻过过来，找到黑色的印记，过去它是一个圆，现在成了一条线。
赵建国提了提裤子，把上衣的纽扣扣好，慢慢走到饭店正门，礼貌地问，郑老板在不在？
服务员打量了他一番答道，刚出门，喏。
赵建国顺着她抬起的下巴看到了开出不远的二手奔驰，它陷入了从火车站涌出的人潮中，仿佛遭遇了逆流的轮船。他从自己身体的影子里抬起脚。
★尾声
晚上7点50分，贺婶家的电话疾风骤雨般响了起来，她拿起话筒前还无限深情地望了一眼电视里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像是正在走上断头台的玛丽皇后。电话那头是心急火燎的刘贵民，打听她儿子的下落。
志成不是在你那么？
我出去了一会，回来人就不见了，还把我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
他还能跑哪儿去，等会自己就回来了。贺婶瞅了瞅乌黑的窗外。
那他回来了你立刻通知我。
小刘。贺婶把电视按了静音。你老这样是要坏良心的，亏你还是志成的老同学，怎么忍心叫他替人背一辈子黑锅？今天往后，我是死也不让他再掺和派出所的事了。
刘贵民一听便着了急，连忙说，贺婶，我能做得了什么主呢？都是所长的主意。他都说了，要想从罗家镇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脱身，就只能把陈年旧案都破了，我们哪儿有那个能耐？志成说是背黑锅，无非是签字画押，走个形式。精神病一不判刑二不罚款，还有好处。他受这些委屈，我不会亏待他的。
罗家镇的人心知肚明其实是刘贵民瞧上了一把手的位子，才想方设法地帮所长升官，但贺婶不能揭穿，否则儿子又要被押进精神病院。她悲戚地想起，上次把接他回来的时候，他两个手腕青紫，像街上卖的酱肉，问了半天才说是被绑的。
撂下电话，刘贵民还惦记着所长许诺的三千块破案奖金，它像只流着油的烤鸭，却只在年前有效，过了年它就要拍拍翅膀，离他而去了。他骂了句娘，不情愿地披上大衣上了街，他有很大的把握在五星桥捉住这个疯子。
在这个时候，尽管刘翠苹拼尽了全力，她的孩子还是像只断线的气球，在那人的手臂里越飘越远。没有人帮她，人们只是放心地把目光交给这个陌生的女人，随着她的身体在五星桥上起起伏伏，他们深知，任何细节的遗漏都有可能使他们在未来盛大的聊天中可耻地沦为听众。
在他们之中站立着饥饿的罗志成，他也睁着惊奇的双眼目睹她跑过面前，然而和其他人不同，他觉得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看起来很熟悉。似乎在某个炎热潮湿的夜里，她曾在天地之间从容地转过身，缓缓走进了宇宙的洪荒之中。从那以后，她便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现在，她终于为他回来了。
这样的想法令他热泪盈眶，他甩起胳膊，加入了奔跑的行列。
与此同时，在桥的另一边，赵建国赶上了奔驰车。巨大的愤怒使他抡起螺丝刀猛烈地朝车窗砸去，借着微光，他可以看到玻璃背后郑三惊恐的眼神和仓促挥舞的手臂。车子轰鸣起来，冒起一阵青烟，抛下他飞速地往桥上驶去。
刘贵民走过文化宫网吧时，远处跑来一个男青年，看到他忽然一怔，在路中央丢下一包东西，往旁边跑开了。他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了白天在报纸上读到的阿富汗和路边炸弹等字眼，竟然忘了自己警察的身份，仓皇地躲进了网吧。
戢波提着箱子跑到半路，还在忧心他遗失的钱包，他仿佛可以预见戴套袖的服务员私吞了他的钱财，却一脸无辜地摊开干净的双手。有个男人夹着胳膊像阵风一样超过了他，不一会是一个呼叫着孩子的女人，紧接着他被人从身后撞倒了。
电信大楼顶部的大钟在这一刻转到了八点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始终兢兢业业地和北京保持着同步，将遥远的时间带进这个山坳里的王国。八次洪亮的钟声过后，它又一如既往地鸣唱起了《东方红》。
宇文昭在这单调的音乐声中得到了召唤，他把手机和钱包小心摆放在楼顶边缘的水槽里，然后张开双手，像只黑色的大鸟最后享受了一次万有引力的优雅。在他到达地面前，零落的人群朝他露出笑脸，他在里面找到他早亡的父母，退休的校长，他的老婆和即将成为小学生的女儿。他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赵建国对这一切浑然不觉，他像拙劣的猎手徒劳追赶着远去的猎物，他希望有人可以使那机械的怪物停住脚步，好让他进行一次畅快的杀戮。他的愿望即刻得到了达成，一个女人毫无防备地从路边杀出，拦在了路中央，瞬间停转的轮胎在路上擦出了火，但这并没有阻止车子像一颗子弹击中了她。
在她像麻袋一样飞出数米远之后，戢波坐在地上，发现女人刚才站立的位置前搁着一只花被子卷成的包裹。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包裹，他每天在邮局会见到几十件，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这里的人为了省掉几块纸箱钱，从家里找出面粉袋、旧衣服，甚至是被单来安置他们那些无足轻重的物件。他感到一只大手沉重地压在身上，想爬却爬不起来，他伸手一摸，裤裆湿湿的一片。
在腊月二十六这个大雪将至的夜晚，罗家镇的人们忽然间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他们像暴虐的君主一样目睹着烽烟四起的王国，不知该去观赏那个在仰面朝天的无名女人，脑浆四溢的前中学教师，尿湿裤子的邮差，还是握着凶器浑身发抖的修车匠。后来，他们不谋而合地围拢在奔驰车外，看本镇有名的疯子如何像杨二郎怒斩蛇妖一样，将恶霸郑三一拳一拳打的没了气息。
2011年8月10日 初稿于加州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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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东坊 